习近平在福州(十六):习书记让办公厅充分发挥总枢纽的作用

发布人:  发布时间:2020-01-15   浏览次数:100

  采访对象:陈伦,1953年12月生,福建福州人。1984年至1993年任福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、主任、市委副秘书长,1993年任福州市郊区区委书记,1995年至2003年任福州市副市长、市委常委、纪委书记、市委副书记,其后任福建省纪委副书记、省监察厅厅长,吉林省委常委、纪委书记,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

  采  访  组:邱  然   黄  珊   陈  思

  采访日期:2017年6月9日

  采访地点:福州市芳沁园

  采访组:陈伦同志,您好!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时,您是市委办公厅主任,您当时去接他了吗?

  陈伦:是的。习书记从宁德过来就直接到市委这边了,我作为市委办公厅主任,肯定要去迎候他的。当时我们就三五个人,一起把他接进办公室。

  他来之前,我们大家还想着,他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弟,才三十七八岁就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位置,按照这个年龄段来讲,性格一般都会比较外露一点。我们想,他这个人会不会难以接触?以后在他手下工作会不会顺利?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。但第一次见面,我们就感觉他这个人非常朴实、平易近人,有很好的涵养。这样,我们才放下心来。

  1990年的时候,福州虽然是省会城市,但办公条件比较差,办公楼很简陋,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车。习书记是首都北京来的,我们以为要讲究一些,但他不仅对办公条件不讲究,衣食住行也都很简朴,从不要求什么高规格的待遇,还主动要求勤俭节约,能省则省。

  习书记是我在市委办公厅任职期间服务的第五任书记。其他书记各有特点,但我总觉得习书记和别人不大一样。他很朴实,很平易近人,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独特,我们都很尊重他。这种尊重,是受他人格魅力的感染,是对他从容、淡定、睿智的佩服。我们总觉得他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,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。

  采访组: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处理问题有独特之处,能展开讲讲吗?

  陈伦:他能把“举重若轻”和“举轻若重”结合得很好。

  在很多大事的处理上,他举重若轻,镇定自若。

  福州是省会城市,人口集中,资源集中,部门集中,产业集中,同时又是东南沿海城市。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,就会有很多敏感问题、重大问题和一些突发事件。比如,自然灾害、生产事故在那个年代是经常会发生的,但习书记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容不迫,有条不紊,具有过人的领导定力。

  作为他的部下,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会受到很多感染。福州夏秋两季经常刮台风,有的时候是带有毁灭性的强热带风暴。那个时候,福州的海水养殖才刚刚开始起步,相关设施和措施都不够完善,所以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。沿海渔民搞网箱养鱼,把网箱放在浅海,靠近滩涂,但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。为了照料起来方便,渔民在网箱上搭起帐篷,作为临时住所。可以说,海上的这些财产,就是这些渔民的全部家当。

  养鱼是高投入、高风险、高收益的“三高”产业。遇到台风来袭,如果不能提前把这些渔民安全地带到岸上来,很容易发生人员死伤事故。台风一来,摧枯拉朽,有时候能将渔民的家当全部毁掉,甚至能把他们赖以生存的小帐篷全部卷走,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,习书记很有定力,总是要求各级干部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,采取切实可行措施,避免了很多事故的发生。

  再举一个例子。当时,福州市和省直各部门之间,都是正厅级建制,相互之间要打很多交道,有时想法不一致,做事方式方法也不一致,难免会发生一些摩擦,彼此关系并不是很融洽。习书记到福州以后,了解到其中的问题,处理得非常好。他遇到事情就主动协调,经常跟省厅沟通,经常主动将福州的一些情况跟省厅负责同志进行通报,有时还邀请省厅负责同志下来走一走。这样,省直部门的同志会觉得福州很尊重他们。慢慢地,大家的关系也就缓和了。其实,很多矛盾和成见,未必一定要分出个你对我错。习书记能够在有效沟通中把问题化解掉,是很有智慧的。这都是他举重若轻的一些做法,我觉得非常好。

  在某些具体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上,习书记又能举轻若重,注意细节,讲究方法。有一些事情很小,但他会处理得非常到位,对整个大局也会产生很大影响。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。比如,习书记当时提出“马上就办”,就是因为他发现工作中有很多小事情没有重视起来,后来出了问题。所以,他要求大家把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小事重视起来,马上就要办好,不能拖拖拉拉。“马上就办”的要求在福州各级单位推行,对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而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了,企业办事就方便了,可以节省出大量的时间用于生产和发展。

  福州是1984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。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5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。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在马尾,在兴办之初,体制比较僵化,改革力度和开放力度都不够。当时,有一些公司在马尾发展得不太顺利,经常遇到各种问题,市委不断收到这方面的反映。所以,习书记认为马尾开发区各机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,一定要打破现有体制的束缚。他把反映马尾问题的文件批给我们办公厅和其他相关部门督办。我们在督办过程中发现,不是机关部门不办事,而是程序太多。按程序来,就必须走这么长的时间,很多关都绕不过去。习书记就抓住一些典型,到马尾现场办公。在现场办公的时候,他就说:“你们马尾一定要特事特办,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,必须简化行政审批,不能像老城区那样。”

  所以,“马尾的事,特事特办,马上就办”,就是从那个时候说起来的。无疑,这对推动马尾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。其实,在我印象当中,习书记刚来福州时就强调工作效率问题,他对我们讲过:“今日事今日毕”,也就是当天的工作,当天必须完成。当时,“机关效能”这个词还没出来,这个词是上世纪90年代末才成为一个概念的。但“马上就办”“今日事今日毕”,讲的就是“机关效能”。习书记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,也在这些具体事情和细节中得到体现。

  采访组:您认为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上有什么特点?

  陈伦:习书记为人朴实,待人真诚,是非常稳健的一个人。很多事情他处理得非常沉稳,胸有成竹。他的最大特点,就是从来不搞临时动议。

  习书记善于学习,非常勤奋。我们给他写材料都特别忐忑,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到的一些破绽,他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他的文字功底很深厚,遣词造句非常讲究,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他考虑问题的高度,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。他站位很高,考虑问题的维度和别人不太一样。一般人考虑问题很容易就事论事,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。而习书记能够从一件事情伸展开来,将同类事情都考虑进去,思考和处理问题都很周密。我想,这一点跟他的阅历有很大关系。

  举一个典型例子。上世纪90年代,福州的旧城改造进入实质阶段。中亭街是福州一条著名的商业街,当时在旧城改造时就碰到保护与开发相互矛盾的问题。当地政府往往考虑开发利益多,保护意识少。于是市委决定开会研究这个问题,以期引起各级重视。习书记讲话从全局高度与历史维度展开,强调开发是势在必行的,不开发肯定不行。开发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。保护文物古迹就是保护历史。不能只顾开发,不顾保护。否则,这个城市的历史就荡然无存了。

  习书记在处理历史和现实、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时,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在习书记关心重视下,福州旧城改造保护了很多东西,也开发了很多东西,林则徐读书处、出生地,林觉民故居,冰心故居等一些历史古迹都保留了下来。

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工作非常严谨,请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。

  陈伦:从我们办公厅的角度来看,习书记工作确实非常严谨,很讲规矩、讲程序,使得我们在处理事情时都能做相应的准备,而不至于手忙脚乱。比如,原来市委开常委会,经常是不定期的,说开就开。这样的话,参会者的时间很不好协调。习书记来了之后,除一些特别重大的事情临时动议外,常委会一般都是定期开的。

  我刚才说过,习书记来之前,我在办公厅已经工作了10年,服务过几任领导。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主动考虑和安排过市委工作的方案,都是被动地围绕着领导转,因为计划跟不上变化,领导安排什么,我们就做什么。

  习书记要求市委办公厅每周都要制定严格的工作安排。当然,这种安排可能也会在特殊情况时作一些临时调整,但总体让大家都感觉有章可循。他常说:“长计划短安排,做事要有程序性、规范性,力求能够使得每一项工作都能够有所准备,特别是一些重大的事情,要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,这样才能避免仓促决策、临时拍板。”

  他在福州工作期间,每年都搞下一年的工作思路调研。他1990年4月来的福州,大概到10月份,他就给我们下达任务,要求我们尽快组织调研组,对来年的工作思路进行调研,拿出一个意见。

  我当时是市委办公厅主任,就组织办公厅、政研室,还有一些其他综合部门,分几个组进行调研。习书记和常委们带头深入调研,调研之后形成新一年的工作思路。市委新一年的工作要点,不是哪一个领导拍脑袋拍出来的,而是深入调研之后形成的,有非常扎实的实践依据。

  再举一个例子。“3820”工程的制定是一个非常严谨、扎实的过程。1989年政治风波后,改革开放要不要继续下去?怎么搞?中国的路朝哪里走?怎么走?很多人心中没数。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,习书记组织市委一班人认真学习谈话内容,跟大家一起讨论。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研究,习书记决定做一个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。

  其实,一任市委书记也就5年时间。习书记却做20年的发展规划,这就说明他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政绩,他是一位能够对历史负责、对后代负责、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。

  在习书记领导下,制定发展规划的班子组建起来了。我们抽调十几个精干的同志到这个班子。规划涉及面很宽,涉及的人也很多,当时我们走了群众路线,可以说发动了整个福州的干部群众来做这件事。我们在《福州晚报》刊发了一个调查问卷,询问市民对福州20年的发展是怎么想的。这样的问卷,起到了动员的作用,做到了群策群力。当时有几十万市民参与了这个活动,我们就把这个活动称为“万人问卷”。

  还有一个活动叫“千人调研”。除了市里直接抓这个事,我们也要求县(区)和市直相关部门必须参与。当时调研的题目就有五六百个之多,形成了千人调研的局面。可以说,福州的干部、群众都在思考福州今后20年的发展问题。

  我们这个班子十几个人,除了在福州调研之外,还派出两支队伍:一路北上,去上海、江苏、北京、山东,另一路南下,去深圳、珠海、广州等地,主要目的是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。我们的调研活动开展了半年左右,习书记这期间多次听取汇报,多次开会讨论,还请各方面的专家、学者,以及县(区)一线工作的干部一起来论证思路方案。所以当时我们制定规划有“万人问卷”“千人调研”“百人论证”之称。

  为什么叫“3820”工程呢?这是从规划的时间跨度来讲的,从1992年至1995年是3年,从1992年至2000年是8年,总的跨度是从1990年至2010年,正好20年。规划的3个时间段分别是3年、8年、20年,所以就简称为“3820”工程。

  “3820”工程制定出来以后影响非常大,收效也十分明显。2010年,我召集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,对“3820”工程做了一个总结。虽然当时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福州,也有不少人已经退休了,但我们都觉得能参与这件事很荣幸。我们总结了一下,“3820”工程提出的工作目标,除了一两项二级指标外,其他指标全部如期完成。2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,“3820”工程制定的指标,非常符合实际,都是十分科学的。

  特别要提到的是,2010年的各项指标跟“3820”工程提出的指标非常吻合,基本上都是恰好达到,或者超出一点点,没有高很多的情况,也没有低很多的情况。我想,这与“3820”工程在规划之初就追求的科学性、务实性是分不开的。当时提出的指标,都提得特别具体、特别实际。坚持求真务实,是习书记一贯倡导的理念。我特别敬佩习书记工作的严谨性,他考虑问题都是未雨绸缪,都有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前瞻性,不是就事论事,不是做一件事就了一件事,而是有长远眼光,做长期准备。这些都为继任者树立了标杆,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。

  我们2010年总结的时候发现,真正给福州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,实实在在就是在习书记在任的那几年。而且,现在福州发展得好的企业,都是他在任的时候引进的,像东南汽车、冠捷电子,到现在也都是排在前列的。

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工作非常务实,请您列举一些具体的事例。

  陈伦:习书记在引进企业这个问题上就非常务实。当时,福清、马尾是福州对外开放的排头兵。福清华侨多,林绍良、林文镜都是福清人,又都是印尼华侨,在印尼有很多产业,在东南亚和台湾地区也很有影响力。习书记多次去印尼做林绍良、林文镜的工作。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他们被习书记的真诚所感动,就来福州投资兴业,而且主动和台湾地区很多大企业联系,比如东南汽车、冠捷电子、中华映管等台资企业,这些企业因为和两位林先生的关系很好,对大陆和福州慢慢有了了解,就到福州来投资办厂。实际上,习书记当年做的这些事情,不仅促进福州经济发展,而且对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,两岸关系因此更加融洽起来。

  采访组: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对办公厅工作的要求和看法。

  陈伦:习书记对办公厅工作非常重视,而且很信任。我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,对此非常清楚,深有体会。他对我们非常信任,把很多重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,比如前面讲的“3820”工程、市委常委会每年工作要点的调研等等。

  习书记还注重发挥办公厅在市直机关的枢纽作用,他的大多数决策是通过办公厅这个渠道出去的。下面的汇报通过办公厅上来,他的指令也通过办公厅下去。办公厅发挥了总开关、总枢纽的作用,工作特别顺畅。

  有一次,我向他征求意见。我说:“习书记,我这办公厅主任工作做得不够,请您多批评。”他听后既不表扬,也不批评,说:“尽心尽职就好。”我听到“尽心尽职”这四个字,有点顿悟的感觉。

  几十年过去了,我一直记得这四个字,在后来任何岗位上,做任何事情都做到“尽心尽职”。我回过头来想,觉得习书记这个人很深刻,很有内涵,他当然可以当场表扬你一通,也可以指出你不足的地方,但效果远不如“尽心尽职”这四个字来得好,表现出一个领导对下级的鼓励与期待。

  他对办公厅的关心、重视、信任,不是所有领导都能做到的。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学到很多东西,也能感悟到很多东西。我后来的成长,跟这几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

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当时经常下乡做调研,您能讲讲在调研中发生的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?

  陈伦:习书记下乡调研是经常的事。调研基本上就是他工作的主旋律。他做的决策之所以比较实际、比较科学,跟他非常了解基层的情况有很大关系,而且他了解的都是第一手材料。

  习书记很亲民。他的亲民都比较注重实效。有几件事,我觉得习书记做得很成功,效果很好。这是他服务基层和亲民的直接表现。

  比如,他在福州的时候,实行基层现场办公和现场接访。他要求市一级领导半个月或一个月必须到县(区)接访群众,这样做效果非常好,在那一段时间形成了制度。反观前些年,老百姓上访难,都变成一种顽疾。老百姓的很多问题,跟某些基层干部的作风不实有很大关系。

  上世纪90年代初,他推行的现场接访,直接夯实了基层干部亲民为民工作。比如说,市委书记每个月要到某个县(区)去接访群众,那么县(区)的干部就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。他们在市委领导下来之前,必须对近期群众反映的问题做一个梳理、清理、了结,必须扑下心去解决群众的问题。解决好了,群众也就不会再反映上去了。这就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,基层干部解决的实际问题越多,遗留的上访问题就越少,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。

  那时候,我曾陪习书记去接访,在现场会碰到一些问题,但相当多的问题已经在这之前解决掉了。实行现场接访之后,县(区)干部就会化被动为主动。如果当时不这么做,群众的问题肯定会越积越多,人心就不稳定了。

  习书记能够这样做,是他真正为民着想。他知道,老百姓肯定有很多问题要反映,而现场接访是推动领导干部俯下身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。

  习书记当省长的时候,上任不久就提出“要牢记政府前面‘人民’两个字”。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话,让我感触很深,记忆犹新。

  采访组: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方面做了很多事情,请您谈谈自己的认识。

  陈伦:党的十八大以来,正如大家都看到的,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表现和成效,证明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。未来历史对他功绩的评价,肯定是不同一般。

  习近平总书记主政刚好碰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我们有很多成功的地方,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。这个时候由他来领导党和国家,我认为这是党的幸运,中国的幸运。

  说实在话,前些年,很多党员干部对党的信心是不足的,担心党和国家到底要走到哪里去,包括我这一级的干部,都有一些人为此忧心忡忡。我们都很担心,毕竟腐败形势严峻复杂,腐败治理是世界性难题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这一情况大为改观。可以说,我们党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习近平总书记来领导。他现在的执政理念非常符合中国实际。他当年在福州所考虑、所做的一切,也为他如今的治国理政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福州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他现在治国理政的很多理念,都可以在福州工作时期找到一些痕迹。

  现在中国的前景越来越明朗,全党全社会的信心也越来越足。我认为,他这些年做得非常成功,也相信他会做得越来越好。我们衷心期待着。

        (来源:学习时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