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近平在福州(十):习书记教我敢担当善作为

发布人:  发布时间:2020-01-02   浏览次数:94

  采访对象:林爱枝,1940年2月生,福建永泰人。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1968年在四川成都新都机械厂工作。1970年到福建日报社工作,先后任编辑、福州记者站站长、总编辑助理、记者处处长、编委。1989年任福州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。1995年调任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局长、党组书记、版权局局长、出版总社社长。2008年退休。

  采访组:邱然   陈思   黄珊

  采访日期:2019年6月11日

  采访地点:福建省西湖大酒店

  采访组:林爱枝同志,您好!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,您任福州市委常委、市委宣传部部长,请您讲讲你们工作上的交集。

  林爱枝:1989年夏天,我到福州市任市委宣传部部长。半年以后,习近平同志来福州任市委书记。上任伊始,他就同市委班子里每一位同志都一一谈话,了解各人负责领域的工作情况。他找我了解福州宣传工作的情况时,我说:“习书记,我刚来半年多,对工作了解得也不是太细,只能说说大的方面和目前存在的比较明显的短板。”当时福州市的底子比较薄,全市每年的宣传经费只有7万元,作为沿海省会城市,甚至没有一份完整的机关报,等等。

  听了我的汇报,习书记耐心地说,我刚从宁德来,宁德是比较落后的地区,福州作为省会也不见得很好。目前我首要的工作是抓经济工作,对宣传工作也要抓,但可能抓得没有经济方面多,宣传工作的重担就都交给你了。咱们定个规矩:你在年初定个全年的工作计划,然后上常委会讨论通过,后续工作就按照讨论通过的来做。在工作中有什么重大事项,你觉得有必要上常委会研究决定的,就随时告诉我。也就是说,任何工作,无论有多大困难,分管常委都要先克服,实在解决不了的你随时找我,我会帮助你。这就叫“年初得令而去,年终交令而来”。

  习书记的态度很诚恳,讲的话也很实在。听了他这一番话,让我心情大不相同。在感到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的同时,更多的是激发出了工作的热情。上级领导给予我充分的自主权,放手让我做工作,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干好呢?!怀着这样的心情,我放心地投入到工作中。

  原本我以为习书记真的是不怎么管我,由我去折腾。后来我发现,他那么说,是为了让我鼓足劲头,勇于担当。真到了工作中,只要我有事找他,向他请示、请教,他即使手头很忙,也都会热情地帮助我,身体力行地启发我做工作,帮我解决问题。

  采访组:后来您又向习近平同志补充汇报了宣传工作的情况了吗?

  林爱枝:是的。我回去做了功课,专门找了一个时间向习书记汇报了福州市宣传工作的基本情况,直言不讳地谈了工作中一些问题,这次谈得比较细。

  举例的时候,我就拿我熟悉的报纸来说了。我说,作为省会城市、开放城市,福州至今没有一张像样的机关报,这是很不应该的。现有的《福州晚报》尽管是市委机关主管主办的报纸,但办得不够大气,搞得像个小报,给人印象很不好,省会城市的机关报怎么能办成这样呢?这是市委宣传工作的一个短板,现在应该考虑扩版、增加栏目、充实内容。否则,就和省会城市报纸的地位不相称。

  我说:习书记,之前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,《福州晚报》不仅要扩版,风格也要有所变化。我们应该坚守党报的性质,同时也要具备一些晚报的特点,这样我们就更能贴近群众生活,为广大老百姓提供知识和服务。

  习书记听了我的思路很高兴。他说:对,就这样做。你分析的都符合实际。福州是省会城市,现在又面临改革开放的新形势,各方面工作都应该紧紧跟上,和省会的新时期新任务相配合。扩版考虑得很好,应该适时提上议事日程。你们先研究出一个详细方案,到时上常委会讨论决定,再进行实施。

  很快,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《福州晚报》扩版的决定。于是,这件事就列入了市委的重要工作日程,成为市委宣传部的重点工作。消息在晚报社传开后,全社上下热情洋溢,大家都认为这是《福州晚报》发展的新开端,都希望自己能为报纸更上一层楼出一份力。于是,如何做好报纸的扩版工作成为热门话题。报社的同志们时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,大家在一起议论的、争论的都是扩版工作,提出了不少好主意、好办法、好建议。切磋业务、提高自身能力成了报社同志的自觉言行。扩版,成为激发大家积极性的良好契机。

  每当扩版工作遇到重要关节和难题,我就及时向习书记汇报,请他定夺。习书记总是不辞辛苦,亲力亲为,和我一起对每一个版的特点都进行仔细分析。习书记对我说,报纸是面对读者的,在改革开放年代,在市场经济形势下,必须以报纸本身去赢得读者,也就是说,扩版后的报纸要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发行手段,尽力适应市场,提高报纸自身质量,让读者愿意订阅。他还说,《福州晚报》所担任的机关报任务,就由一二版全权负责,这两个版面必须有质有量地担当起来,及时地、充分地传递市委、市政府的重要信息和工作部署,让全市所有单位工作有指向,让全市人民了解全市的工作情况;其他各版,则要按各自的业务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,让读者翻开报纸就能找到自己喜欢阅读的内容。同时,整张报纸风格要和谐,有趣味性,有知识性。

  习书记还针对体育版提了个建议。他说,我们报道全国性的重要赛事,自然要及时、准确,避免疏漏,但在此基础上,也不要只是讲干巴巴的结果: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,那个运动员得了亚军。我们也要把平时教练员艰苦奋斗、运动员刻苦训练的故事挖掘出来,展现给读者,这样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。

  另外,习书记还建议我们开设一个理论版。他说,一个机关报,没有理论支撑,这个报纸的分量是不够的。好的理论文章可以提升晚报的学术水平,也能提高党员干部学习理论、运用理论的兴趣和能力。

  关于我们计划的“兰花圃”副刊,习书记出谋划策说,你最好找几个知名的作家来当副刊的“台柱子”,把作品的水平带动一下,增加可读性。这样一来,大家看了你的副刊,才会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坚实的阵地,有利于进一步培养我们的通讯员、专栏作家。

  采访组:扩版后来进行得顺利吗?扩版之后的效果如何?

  林爱枝:我们当时扩一个版要投入两三百万元。关于这些问题,习书记很痛快地说,你去做就是了,怎么想的就怎么做,有困难来找我。习书记这么支持我,让我很激动。我干脆地说,好的,习书记,我马上进行扩版筹备!

  《福州晚报》在1991年1月开始扩版,扩版完成后,报纸的各项工作都有序开展。《福州晚报》从那时起正式形成了“党报性质,晚报特色”的办报方针,这在当时的全国晚报家族中是独一无二的。《福州晚报》的办报宗旨是:宣传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;反映社会特点,反映侨乡、对台、文化名城特点等。办报思路是:立足福州、辐射八闽、面向全国、放眼世界,融思想性、新闻性、服务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为一体的开放型机关报性质的晚报。编辑方针是:宣传政策,准些再准些;反映现实,快些再快些;传播信息,多些再多些;联系群众,近些再近些;珍惜笔墨,短些再短些;版面编排,精些再精些。

  我们积极采纳习书记的建议。如“兰花圃”,我聘请名家为我们写专栏,以提高质量,像秦牧、郭风等知名作家都给我们定期供稿,使文艺副刊的作品文学性更强,水准更高;同时我们还广交作者,丰富稿源,上海、吉林、天津、江西、四川、山东等都有作者投稿。如体育版,读者面广,讲究新闻时效,及时报道各种赛事情况、体育活动动态。不仅报道赛事结果,还积极反映运动员、教练员的精神面貌、赛场风格、吃苦耐劳精神等等。

  《福州晚报》还首次设立了文艺评论专页。都说创作与评论是文学事业的两翼,如果有一翼软弱无力,那是飞不起来的。因此,我们在这个专页上组织本省社科院、高校及全省文化工作行业的文艺评论工作者评介本省作品,也推介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,借以提高专版的质量,也提高读者的阅读欣赏水平。

  第一次扩版后,《福州晚报》赢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奋起直追,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报发展成为全国晚报家族中成绩名列前茅的一员。

  《福州晚报》顺利扩版,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经历了这件事,我们对习书记更是刮目相看了。他对宣传口工作的熟悉程度,他对办报办刊有如此清晰的思路,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其实,地方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,只要领导干部有一个完善的大局观,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,各项工作的目标有一个统一性,那么他就能对各个部门的工作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。

  采访组:《福州晚报》二次扩版也是在习近平同志鼓励之下推进的,请您讲讲这个过程。

  林爱枝:《福州晚报》1991年初正式开始扩版期间,报社的硬件和人员都要适应一个大报的要求,显得非常局促。报社的编辑部就那几间小小的办公室,印刷厂只有那一点点地方,厂房不够用,还借用了农委大院一块地方。

  1992年春天,《福州晚报》扩版后顺利运行了一年多,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。我觉得办公条件的问题有必要跟习书记反映一下。于是,我找了个机会对习书记说,现在报社的编辑部、印刷厂地方太小了,办公和印刷条件都不行,扩版以后跟不上形势了。以后给报社盖个楼才能解决。您有空可以去报社看一下。习书记爽快地说,好,我去看。

  很快,习书记就抽时间去报社考察。他看了办公空间、厂房,确实是捉襟见肘。他对我说,我了解情况了,很快给你答复。

  不久,我跟习书记出去检查卫生城市创建,途中他跟我谈起工作的事。他说,你们不是一直申请要盖晚报办公楼吗?好,我同意盖楼,但有个条件,就是你要进行第二次扩版,这样我就批准给你盖楼。咱俩交换。

  我听了以后大笑,说:习书记,原来你打这个主意啊!

  习书记说,是啊,最迟明年,《福州晚报》就要考虑再次扩版,不要等形势逼迫我们了再手忙脚乱往前赶,那样工作就滞后了。

  我说,习书记,您的指示我记住了,我回去马上跟晚报商量一下,尽快向您汇报。

  那时我的心情比较复杂,也有点儿矛盾。习书记指示《福州晚报》二次扩版,说明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视,对晚报的发展无疑也是好事。但我高兴的同时,也觉得压力太大了,第一次扩版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,上了一个大台阶,费了大力气,搞得满头大汗,再搞第二次扩版,发行、经营都会面临更大压力,我很担心连续扩版会力不从心。

  我下来就找晚报两个老总商量,他们也不像第一次扩版时那么热烈响应了,而是有所顾忌。连续两年扩版,发行压力比较大,现在还不像以前,亏本了财政会给补贴,我们扩到多大,就要做多大的生意。之后,我又跟宣传部副部长研究了一下,他也不好说什么。他说,习书记提出来了,不扩行吗?我说,习书记既然提出来了,自然有他的考量。究竟扩版有什么好处,不扩版有什么坏处,我们都分析清楚,自然就能作出决定了。

  我考虑得差不多了,又找习书记谈。习书记耐心地给我讲:《福州晚报》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日刊报纸,如果版面不够多,就难以给市民提供够用的资讯,资讯量的高低又直接决定读者对报纸的需求,报纸不扩版,经营工作也上不去。现在,福建省的经济马上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,福州作为省会城市更是一马当先,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很快就会和过少的版面承载量形成矛盾。所以,未雨绸缪,先行一步,是大有必要的,能给未来争取到做大做强的空间。同时《福州晚报》所承载的宣传作用,也会在扩版的过程中有效地发挥出来,无论算政治账还是算经济账,扩版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你报纸的规模扩大了,人员规模、办公场所自然也要扩大,我给你盖大楼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?

  习书记一番话令我茅塞顿开,我当即说:习书记,我明白了。那咱俩就说定了,你盖晚报大楼,我去组织二次扩版。

  习书记还指出,二次扩版,怎么扩,扩什么,也要认真研究。要在突出党报性质的同时,着力增加信息容量,不断改革版面,争取把晚报办得更活泼、更有特色、更具可读性。

  1993年1月,《福州晚报》进行第二次扩版,改成对开8版的大报,同时又增办了一些栏目和专版,有了读书版——“三味书屋”,还有“世象观园”“科学与生活”等市民喜闻乐见的版块。这次扩版,不但容量扩大了,报纸质量也提高了,更有利于在报业市场中增强竞争力。二次扩版一年,《福州晚报》各项工作顺风顺水,大家干劲足,心情好,整个报社一片兴旺景象。

  在第二次扩版一周年座谈会上,与会者了解到《福州晚报》自费订阅率占43%多,都很振奋。也就是说,作为一份市委机关报,《福州晚报》有43%是读者自费订阅的,这在当时全国众多机关报中是一个很高的数字。这么高的自费订阅率是怎么来的?福建日报总编辑、我的老领导林振夏一再问我这个问题。其实,也没有什么独门秘籍,我就是按照习书记确定的方针进行了报纸风格的转变,党报性质不变,一版和二版传达市委、市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,如果一二版不够用,就再占别的版。其他各版就按照晚报特点来办,这样就丰富多彩了——有历史,有文学,有体育……报纸把党的机关报和群众生活报结合起来办,不要求每个版面都像机关报那样严肃呆板、不苟言笑,而是该严肃的严肃,该笑该喊也可以尽情挥洒。这样,一报在手,读者既不觉得沉重,也不觉得肤浅;既可以了解党和国家大事,又可以读到自己喜欢的内容。内容有趣有益,贴近群众生活,人们自然愿意花钱购买和订阅,自费订阅率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

  这次扩版还锻炼了整个报社队伍,客观上给采编人员一次展示自己、提高自己的机会。随着扩版,几位中层干部进入社一级领导班子,还有一批业务骨干也成了独当一面的中层领导。如今,他们都成了全市新闻媒体的顶梁柱。

  二次扩版成功并取得丰厚成果后,我深感习书记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。他眼光长远,做事果断,为《福州晚报》支了妙招,盖了大楼,也为《福州晚报》的未来发展争取了主动。

  采访组:福州市电视台也是福州市宣传工作一个重要阵地,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对电视台工作的指导和支持。

  林爱枝:上世纪90年代初,福州市的电视宣传很薄弱,经费匮乏,设备短缺,人手不够。一般情况下,省会电视台每晚必播的15分钟新闻节目,福州市一周只能播4天,还有3个晚上空着,因为没钱,一周连45分钟的新闻节目都没有能力录制。如遇突发事件,更是捉襟见肘。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91年18号台风来袭的时候,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纷纷赴第一线指导抗灾,电视台的设备倾巢而出,进行现场报道。台长对我说,万一有一台设备“罢工”,我就得去借机器了。

  我向习书记汇报这个情况,他问了许多具体问题,最后问我:“怎么解决?”我说:“政府要投资一笔钱。”“要多少?”“要300万。”这个数目作为电视台一个重要项目的投资,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,但对当时福州市并不宽裕的财政来说,还是很大一个数目。

  习书记说:“这样,你拟一份计划,打个报告给市委,咱们上常委会研究。”

  我让电视台收集许多资料,特别是华东各省电视台的规模、节目的设置等等,资料几大摞,看得我头晕脑胀。后来我突然想到:这次会议为的是解决新闻节目每日全部制作播放的问题,既然目的明确,就应该进行逆向思考:全国的省会电视台每晚新闻栏目不能全部制作播放的有几个?我问了电视台负责人,回答是3个:拉萨、西宁、乌鲁木齐。

  在市委常委会上,我讲了福州电视台目前的尴尬现状,我们作为沿海城市、省会城市、开放城市,电视台的规模无法与形势任务相匹配,只能与人口少、基础设施薄弱、地处边远的西北三省比肩。

  习书记说:“我看这事就不要多讨论了,很明显的问题,条件跟不上,工作难免后进。给你钱,就这么办吧。”

  采访组:当时福州市电视台的行政级别是不是设置得也很低?

  林爱枝:是这样的。不过,这个问题习书记也积极帮助解决了,不仅是电视台,还有福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、福州市新华书店,一共三个单位解决了级别设置问题。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权宜之计,而是有长远意义的大好事。

  那个时期,福州市电视台、福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向我反映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,他们参加全国各大省会的会议,根本不敢坐前排,也不敢像其他市的台长、所长那样积极踊跃接会,因为外省同样单位的级别都是处级,他们的行政级别只是科级,没有办法按省会规格办会。也是因为矮了人家半截,连对等交流都很难,很多好的机会就白白浪费掉了。

  这是个我从未遇到的新问题,只好先回答:“没关系,下次去开会就积极接会,回来后市委宣传部帮你们办。”

  不久,福州市新华书店经理也来向我反映,之前新华书店属省委宣传部领导,是副处级单位,到福州市管辖,就降为科级单位。他们也想接办全国省会店经理会议,但全国总店经理先行来榕考察后,摇摇头说:“你这里各方面条件都够,特别是营销这一块,成绩很突出。只是级别低了,我能替你们邀请哪一级的领导来出席会议呢?”结果,会议没办成,经理气得一晚上没睡好觉。

  这些反映也让我睡不好觉了。我想到,机构级别也是一种工作条件,应该予以解决。绝不是大家不安分,争什么待遇。而且,这些单位每次参加全国会议回来都会说这个事,要求解决的呼声越来越高。

  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,把这个问题向习书记作了汇报。习书记的回答着实让我始料未及,他说:“只要对工作有利,又不违反政策,你就放手去做,我都支持。”

  听了这话,我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,愣了好一会儿。我事先考虑好的,准备说服习书记的那些话统统都用不上了,原本以为需要费一番唇舌的事,习书记居然在几分钟内就给我搞定了。这种得到上级理解、支持和信任的轻松、愉悦,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。什么是担当?这就是领导干部的担当。

  得到习书记的支持,事情办起来就一帆风顺了。后来,我与省市人事部门磋商,为五个单位要么恢复了级别,要么升了级、定了级,为他们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条件。

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非常注重文艺事业的发展,也积极推进了文艺团体的制度改革,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。

  林爱枝:我们福州有几个“吃皇粮”的文艺团体,分别是闽剧一团、闽剧二团、歌舞团、曲艺团等。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,他们是常年吃不饱的,只好接一些民间的演出合同。这种情况下,他们就时常和市里组织的演出时间冲突,导致每年的宣传任务都不能完成。有两次,我给团长打电话,让他们立即组织人回来完成市里的任务。他却说,部长,不好意思,我们回不来,我们跟人家定的合同,才演了一半,怎么回去呀?

  针对这个问题,我找习书记请示:我们能不能给福州这些演出单位制定一个地方政策,我们给足他们基本口粮,让他们能够完成市里布置的任务。在保证市里任务的前提下,再放开让他们对外经营。

  习书记对这个问题很重视,他几次亲赴演出单位调研,和团里的领导、“台柱子”都进行过认真细致的谈话。那几次去调研,习书记都是直接去的,没有找我陪同,也没找任何人陪同,他熟悉的事情不用人陪,他也不搞那个“花架子”。团里的领导还给我打电话说:“习书记来了。”言外之意是你还不快来陪同?我说:“习书记的作风你是清楚的,你们有啥说啥,想说啥说啥,充分汇报。”

  调研过后,习书记把我叫去,对我说:你说的问题我都了解了,你说得对,就按你说的办。我们把文艺团体的“地方粮票”增加到“四菜一汤”。此外如果再要增加“一菜一汤”,就让团里自己去挣。就这样,习书记干净利落地把事情解决了,完成了机制改革。

  以后,文艺团体每一年的基本工资都得到提高,日常生活不愁,就有时间担负起市委、市政府的宣传任务,同时也适当承接一些民间演出合同,那些收入全部由团里自己分配。以后我再给团长打电话让他们完成市里的宣传任务,他就不会再推诿了,积极优先地为市委、市政府服务。

  我们福州这几个演出团体后来发展得非常好,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那段时间,那几个演出单位的工作氛围完全可以用热火朝天来形容。我们承办了全国第三届戏剧汇演,福州闽剧团荣获了全国的文化大奖,几个主演、创作者也分别获得了各种荣誉,还得了文华奖、梅花奖,使福州市的文艺事业迈上一个大台阶。

  采访组:请您再简单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市委工作时有哪些特点,对您有哪些启发?

  林爱枝:习书记在市委常委会上沟通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,是非常讲究方法的。他老成持重,沉稳干练,在会上非常讲究与班子成员沟通的方法。有的时候,常委们因为一个工作问题会争执得很厉害,但习书记从来都是不急不躁,有理有据地分析问题。实在争执不下的时候,习书记会主张先把事情放下,搁置争议,后面经过进一步调研再作出决定。但他这绝不是“和稀泥”,而是让有意见的双方下基层调研,把事实调查清楚,把问题摆在明面上,把怎么开展工作分析透彻,下一步工作自然就有了方向。

  我作为市委宣传部部长,在习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了5年时间。我很佩服他的一点是,宣传口方方面面的工作,习书记始终都很关注,始终都全面掌握情况,所以我有时也就“偷懒”,不会什么事都给他作详细汇报。遇有重大的事情,我才会向他请示。而且,每一件事只要我事先做好了功课,考虑透彻、条件成熟、合情合理,习书记肯定很痛快地就答应,全力支持我把事情做好。

  在习书记的直接领导下,我做的工作比以前多了几倍,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舒心。我从一个抵触当宣传部部长的人,成了一个主动工作、热爱工作、以做好工作为最大快乐的人。那几年,也是我进步最快、成绩最好的几年。

  直到今天,我仍然很感慨:有一个全力支持你,为你着想,帮你出主意,为你担当,同时又鼓励你担当的好领导,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。

  采访组:您和习近平同志共事多年,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同我们分享吗?

  林爱枝:有一次,我把全市的宣传工作会议放在罗源县开。我对习书记说,全市的宣传工作会议,您是不是要参加一下?习书记很痛快就答应了。

  那天,我们赶到罗源县,开完会吃晚饭的时候,习书记跟我们宣传部的几位同志一起聊天,我们谈到了知青生活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当过知青,就问起他这方面的事。习书记笑笑说,人家当知青是敲锣打鼓送去的,而我是逃出北京的。

  当时,国内正在流行几部关于知青的电视剧。我说,习书记,近期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您看了没有?习书记说:有一点了解,你觉得这些电视剧拍得怎么样?我说:我感觉这些电视剧没能反映当年知青生活真实的情况。因为我家里也有人当过知青,据我了解,知青生活不一定都是消极的,绝大多数地方的当地老百姓都是友好的,但是电视剧集中反映矛盾,反映冲突,这就太片面了。习书记点点头说:是的,我的看法也是这样,如果知青和农民兄弟姐妹之间全都是矛盾,日常生活都是阴暗面,我们知青就成长不起来。真实的情况是,绝大部分当地老百姓对知青都是非常爱护、感情深厚的。如果我来写我的知青生活,肯定比别人写得好!我说:习书记,那你写啊!习书记笑笑说:我现在哪有时间?留待以后吧!

  还有关于彭丽媛的一件小事,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有一次,我安排福州市电视台拍了一部对台宣传的艺术片叫《榕城月》,里面有一段需要女声插曲。我当时综合考虑了很多艺术家,决定请彭丽媛来帮我们唱,我没有跟习书记打招呼,就直接邀请了她。很快,习书记把我找去了。他问我,听说你要找小彭唱电影插曲?我说,是啊,怎么了?习书记说,不要吧,这不合适。我理直气壮地说,我觉得很合适。我是按照影片的风格、音乐的风格,还有彭丽媛对女高音的驾驭能力等几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她的。当今,歌坛女高音谁唱得过她?这是业务问题,并不是因为她是你夫人才选她的,这个事和你没有关系。习书记一时语塞,竟然没法反驳我。我说,习书记,这个片子就得找她唱。没别的事,我就先回去了。

  彭丽媛很快就抽时间赶到福州,为影片演唱歌曲。到录音棚去录制的那天,习书记正好带人乘中巴下乡调研去了,他的专车就在那里闲着。但彭丽媛说,我不用他的车。我说,你这是给市里工作,也不能用吗?彭丽媛说,我还是用你的车吧。于是,我就把我那辆又老又旧的“老爷车”调过来,送彭丽媛去了录音棚。

  那次录制过程中,彭丽媛付出了很多努力,为电影出色演绎了歌曲,但她应得的报酬却一分钱也没有收。她说:福建是近平的第二故乡,我为福建做点事是应该的。

  还有一年,彭丽媛来福州探亲,我和她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。路上,她和我聊天的时候,提到想放弃艺术生涯,调到福建来工作。我说,你现在发展得这么好,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?彭丽媛说,我还是想过那种相夫教子、平淡如水的生活,现在两地分居,这样奔波实在太累了,大量的时间都垫到铁轨下面、撒到天上了。我劝她说,还是先别着急作这个决定吧,舞台对你来说至少还有十几年的辉煌,真到了告别舞台的时候,也许你跟习书记都调到北京去了。

  当时讲出这个话,并不代表我能预见到未来,而是代表着我们大家对习书记的一种期望。当年与习书记共事的同志、朋友,大家都有一个共识:习书记将来的发展肯定不会局限在一个市、一个省,他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,他有能力为党和国家担当起更大的责任。

  我很高兴在20年以后亲眼目睹这个美好的期望变成了现实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指出,责任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。他当年在福州就是这样说、这样做的,今天我们再听到这样的话语感到十分熟悉、无比亲切。